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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对了。”翻书页的声音再度响起，“乔纳斯先生还指控您，在某月某日将一个十六磅重的铁圈挂在爱伦.胡顿的脖子上，让她在工厂里走动，乔纳斯先生认为这是虐待。”
“她和其他童工打架，这是种必要的惩戒，我是这样认为的。”斯旺顿回答说。
“既然这孩子捣乱，也似乎也没什么可说的。”委员会接着对乔纳斯.汉韦说，“按照大不列颠<仆役法>，是爱伦.胡顿多次违反雇主的劳动协议，原本她该送到矫正所去从事苦力三个月，但仁慈的雇主却继续让她留在厂里，我们很费解，您为什么要为个多次违法劣迹斑斑的低贱孩子，来嘲弄英国的法律呢？试想，如果我们为这样的孩子去惩处尽职尽责的斯旺顿先生的话，体面而正直的绅士们会如何看待这个国家？”
“她不能再留在厂里，这样她绝对是活不到十二岁的。”乔纳斯先生情绪激动起来，“她会在贫穷和虐待里死去，和其他死亡的棉纺工人一样，重重叠叠，埋葬在曼彻斯特的‘圣迈克尔旗帜’乱葬岗中。”说着乔纳斯就列出了触目惊心的数据，“斯旺顿所在的工厂，在近三年所招募的七百八十名学徒童工里，有一百一十九人逃跑，六十五人死亡，九十六人伤残而被遣返，求求你们，哪怕只救助爱伦这一个女孩也是件功德无量的事......别让她在十几岁时就死去，她只想活命而您们却在奢谈道德，工业化难道就是个埋葬死者的过程吗？”
“乔纳斯先生，这叫爱伦的女孩只是个不可信任的臭名昭著的骗子，您不该对她抱有不合时宜的同情。”委员会则报以嘲笑，然后他们又问玛丽.胡顿，是否自愿让女儿留在工厂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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